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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第1页）

中国的一些封建官僚看到了西方的武器的改进，但丝毫也不懂得这种改进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李鸿章在同治二年（1863年）说，&ot;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ot;50000004_328_33。

可是现在总算已经有了大炮、轮船，为什么外国人还敢于来欺负，而且竟然挑唆日本这个区区&ot;小国&ot;来挑衅呢？李鸿章作为熟悉洋务情况的唯武器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还不懂得使用后膛枪（即后装线膛枪），还没有铁甲兵船的原故。

光绪九年（1883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说：&ot;同治初年我军在苏沪与洋人合力剿贼，其时洋人与我军所用者皆系前门枪炮，尚无后膛名目。

西方军实，日新月异，各国尽改用后膛新式枪炮，操练精熟，中国若为弗知也者，殊可愧叹。

&ot;4他自夸他的部队是最先购置后膛新式枪炮的。

所以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响应总理衙门的六条&ot;紧急机宜&ot;说：&ot;各省抽练之兵用洋枪者已少，用后门枪及炸炮者更少。

&ot;他认为这样的军队&ot;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ot;。

所以他主张&ot;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ot;，&ot;沿海防营并换用后门进子枪&ot;1。

淮军系统的湖北提督郭松林在光绪五年（1879年）奏请所有军队&ot;一律改换后门洋枪，用西人之法以练其纪律。

&ot;2当时的各地机器局虽然能够造成一些枪，但后膛新式枪却只能向外国买。

光绪十三年（1887年）新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说：&ot;臣查上海、天津、金陵三厂为中国机器局之大观，然皆未铸后膛洋枪，而川省机器局竟公然铸之。

臣于去年冬间初到川时，诧为神异，心窃喜之&ot;，但他说：经过实际操习，原来花了很大本钱造出来的这些枪全不合用，&ot;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ot;，因此他决定停办这个机器局，而以省下来的钱向&ot;上海地亚士洋行购定后膛毛瑟枪一千五百杆&ot;以及其他枪支弹药3。

虽然清朝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财力做到普遍使用后门枪炮，但这种主张显然使上海的洋行和德国的克虏伯、英国的阿姆士特龙等军火工厂做了一笔笔大宗的买卖。

至于装甲的大兵舰，自己更是造不出来，只能花钱去买。

当时不少洋务家们认为同治十二年之所以对日本委曲将就，根本原因就在于铁甲船上。

文祥说：&ldo;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金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

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rdo;4。

总理衙门也说：&ldo;伏查上年日本兵扰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彼时各疆臣防务未集，骤难用兵，均以彼有此船，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

&rdo;1属于李鸿章系统的福建巡抚丁日昌更说：&ldo;查铁甲船为目前第一破敌利器，泰西各国皆视铁甲船之多寡以为强弱。

即如日本墓尔小国，尚且罄其全力购成铁甲船数号以壮国势。

……故大学士文祥亦曾请购办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此论均属切中目前事机&rd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