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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第1页）

类似的看法还可以举一些例。

中过举但没有做官的强汝询针对同治十二年总理衙门所提六条紧急机宜发表的意见中，虽然赞成选用新式武器等，但又认为&ldo;西洋之强岂专恃乎器哉？其官民甚和，其心志甚齐，其法制简而肃……&rdo;表示了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的羡慕。

他认为官办的事业靠不住，&ldo;天下唯由官办者最不能久&rdo;3。

光绪四年（1878年）监察御史李璠主张对付西方经济侵略的办法是&ot;唯有以商敌商，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收回利权&ot;。

他又说：&ot;外国官与商合，商之势大，故日臻富强；中国官与商分，商之势卑，故日趋贫弱。

&ot;4光绪五年（1879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也认为，&ot;西人之法例有足采者，可参用焉&ot;，他主张鼓励富商投资办各种企业，&ot;中国商民有能备火轮船一只驶于长江大洋，及以五十万金为本资贩丝茶于外洋者，并能于京师及各直省设火轮车及电线者，皆酌赏以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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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求发展私人资本，要求（虽然是更加含糊和不明确地要求）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

这种主张的出现，是当时除了官僚资本以外，已有一部分地主和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事实的反映。

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本来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除了继续受着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外，又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下遭到摧残。

原有的工场手工业在艰难条件下挣扎，发展到机器工业的可能是很少的。

拥有私人资金可以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只有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商人。

封建统治者长期间认为机器流传到民间是十分有害的事情，例如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北京附近的通州有个武举人李福明开办了一个每天能磨成细面二百担的机器磨坊，竟被御史参奏，以&ot;私开机器磨坊&ot;的罪名受到惩戒6。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实行官督商办，企图在官僚机构的控制下集中私人的资金，实行垄断，其效果如何，前面已经说过了。

光绪元年（1875年）有人指出：&ot;自中外通商以来，江、浙、闽、广诸商，亦有置买轮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藉，用西国之旗，虽经费甚大，利归西人，而诸商曾不以为悔者，其故何也？盖为华商则报税过关，每虞稽滞，掣肘必多，为洋商则任往各口无所拦阻，获利较易也&ot;1。

事实上，除投靠外国轮船公司外，还有许多官僚、商人、地主的资金存到外国的银行和洋行中。

在这种种情形下，直到九十年代初（即中日战争以前），私人资本经营的新式工业是为数很少的。

其中多数在上海。

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上海的私人资本经营的新式企业（即使用机器的企业），不过是轮船修理、缫丝、轧花、粮食加工（碾米、磨粉）、火柴制造、印刷出版（石印）等行业，企业的总数（包括存在不久就歇业的）大约在五十家左右。

有的雇佣工人五六百人，在当时也就算规模不小了。

除上海外，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和沿海的福州、汕头、宁波、厦门、台湾等地也有若干这类企业出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有一个广东南海的举人陈启源（他曾到南洋经商）在他的家乡创设机器缫丝厂，以后继续有人仿行，到光绪七年（1881年），在南海、顺德一带有了十一家这样的厂，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发展到五六十家，每家雇佣的工人自数十人、二三百人至七八百人不等。

至于全国其他地区，只有重庆、汉口、镇江、杭州、太原存在极少数的这种私营的新式企业。

投资设立这些企业的，多半本人就曾是官僚，至少是有功名的地主绅士，因而同当权的官僚有联系；有的本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同外国资本有联系，与洋务派官僚有联系。

上述的郭嵩焘等人虽然提出了与洋务派的主导观点有所不同的主张，但他们不能自觉地同洋务派对立起来，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张所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这种刚开始企图使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官僚。

这样，就在办洋务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两种分歧，也就是洋务派遇到了两种反对者，一种是站在极端守旧的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反对者，一种可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反对者。

前一种分歧虽然曾表现为尖锐地互相攻击，但双方在保卫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一根本点上其实是一致的。

因此到了下一时期，当面临着是否要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按资本主义方向实行某种变革的问题的时候，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就能够抛开他们之间的分歧而采取共同的行动。

后一种分歧虽然开始时是并不明显的，却是带有本质意义的分歧。

随着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这一分歧势必要越来越扩大起来。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逐渐出现了一些人，比较明白地以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洋务派，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宋育仁著的《时务论》中说，对于西方国家，&ot;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ot;。

另一方面，他又说：&ot;拘于墟者闭明而塞聪，耳食而目论，以为一切宜报罢，不者以为天下殃。

问何以策此时，则乌猝嗟诿之于无策。

&ot;1前一段话是反对洋务派的做法，后一段话则是讥讽那种站在封建主义立场否定洋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