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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第2页）

他们都认为，如果不向外国人交出足够数量的人头，是解决不了由这次教案引起的危机的。

但因为是群众一拥而起的行动，很难找到证据确凿的&ot;正凶&ot;。

曾国藩、丁日昌在八月下旬向朝廷报告说：&ot;自七月下旬设局发审，严立限期，昼夜追求，直至中秋节前，仅得应正法者七八人。

&ot;他们说，&ot;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ot;1，也就是说，定罪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这样总算把&ot;可以正法&ot;的人数增加到十五名。

二十天后，又把处死刑的人增加了五个，此外还有一批判处充军和徒刑的人。

被官方捕拿、追逼供状的受害的人，为数更多。

曾国藩等报告说：&ot;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友邦。

&rdo;2此外，总理衙门在北京按照法公使开的数目给了四十六万两银子的赔款，对俄国人也给了三万两银子，数目之大也超过以往历次教案。

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说：&ldo;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

……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rdo;他认为教堂在中国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唯一可疑的是社会上有些&ldo;迷拐人口&rdo;的罪犯可能同教堂有关，所以他说：&ldo;挖眼剖心决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

&rdo;3他不追究外国教堂的活动在侵略中国中所起的作用，不查问为什么外国教堂会引起群众的仇恨，为什么种种有关教堂的流言会到处流播，却把教堂说成是蒙了不白之冤，应当为之&ldo;昭雪&rdo;。

他把&ldo;迷拐人口&rdo;说成是教堂惟一可疑的事，正是掩盖了外国侵略者以传教的名义所干的全部真正罪行。

事后，曾国藩谈到这次教案的处理时说：&ldo;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

&rdo;但是他的&ldo;内疚&rdo;并不是因为对人民滥施重刑。

他说：&ldo;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

&rdo;又说：&ldo;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

&rdo;1要这些&ldo;愚民&rdo;&ldo;刁民&rdo;交出脑袋，在他看来是合情合理的。

使他感到遗憾的只是天津知州和知县这两个官员受到牵连。

他本来并不想定地方官的罪，只是因为法国公使坚持要知州、知具抵命，他才被迫上报朝廷把这两个官员下狱，以致这两个官员遭到流放的处分。

曾国藩向朝廷说：&ldo;微臣之所深自负疚者此也。

&rdo;2

受了极端守旧派的议论的影响，朝廷在六月底曾下令说：&ldo;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rdo;，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戒备。

曾国藩立即回奏说：&ldo;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rdo;，并且说：&ldo;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

……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

&rdo;曾国藩的这个奏文结语说：&ldo;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

&rdo;3会读官场文牍的人当然看得出来，他的这些话，好象是自责，其实是说，他的&ldo;办案过柔&rdo;，是有理由的，由于中国没有力量抗御外国侵略，所以只能委曲求全，只能采取对外柔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