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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6章（第2页）

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

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

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

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

有装点门面的作用。

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

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

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

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

离开延安。

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

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

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

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

谁知抗战

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

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

一时不易抉择。

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

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