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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

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

对政治已无兴趣。

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

我们向他说明被赶

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

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

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

他曾

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

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

幻想4，到这时大致已经幻灭了。

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

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

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接触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

孙中山先生的几位得力干部胡汉民、

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与我们过从频繁。

胡汉民和汪精卫

这两位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简出，我们只有重要事件商谈时，前往访晤畅谈一

番。

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与我们来往得较为亲密和轻松，常聚在一块高谈阔论，主要话

题往往是新文化运动。

戴季陶爱谈社会主义，有些学者味。

朱执信爱谈时事，显得满腹经纶

似的。

廖仲恺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着欣赏别人的高见。

叶楚伧、邵力子代

表民国日报，出席各种民众团体的会议，无异是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与我们好像是在一块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