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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重要的是，让国家承担自己的使命，帮助公民过好日子。

无论什么样的改革-一经济的、政治的、财政的改革。

-都不可能在一瞬间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

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年复一年的、细致耐心的、痛苦的、缓慢的过程。

但是，应该开始这一过程……为了10年之后我们能有一代优秀的国家公务员，应当在几任总统和几届议会任期内，将他们培养出来。

现在，我们的公务员几乎一无所能，可是别的公务员如今又实在没有。

他们不可能从天而降。

我们大家都应当有足够的耐心。

我们还应该学习。

＊＊＊

但是，严格地说，这种情况不能视为悲剧，甚至不能视为社会悲剧。

过去我们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生活，这才是悲剧；沙皇被枪毙，这才是悲剧。

同希特勒的战争开始打响，才是关系我们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请回忆一下自己及父辈们的生活。

近30-35年间，俄罗斯社会一直过着极为和睦、非常安宁、相当稳定的生活。

在家庭福利、文化、教育、儿童培育及对待社会与个人的义务方面，开始确立世界文明的基中优先地位。

上述这一切，在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法西斯式的斯大林体制逐渐变成为&ot;天鹅绒般的&ot;极权制度（即西班牙弗朗哥体制型或拉丁美洲专政型的制度）。

在这种体制下，传统的和平价值观念毕竟占据首要地位。

整个社会已经适应并学会在这样有限的范围内生存，并且开始重新创造出令人接受的精神风尚、物质文明、宽容谦让的道德环境。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话题，不过我想说明一点：今天的社会不是建立在一片空地上。

无论如何不能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与搅得天翻地覆的1917年革命相比较。

社会只不过是在寻找更为合适、更为合理、更为现代的生存方式。

因此，我不大愿意接受今天时事评论中时时发出的那种刺耳的悲剧性的腔调，对这样的腔调我感到困惑莫解。

我们生活着，而不是在准备生活。

也许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只是我们国家的命运多僻，她还背负着不易克服的遗传因素。

1993年6月5日

9时45分，我打电话给科尔扎科夫，要求他采取坚决的有力措施，以维护即将举行的宪法会议开幕式大厅里的秩序。

如果有人大喊大叫、吹口哨，有人耍流氓搞无赖，企图破坏会议，当即将之赶出会场。

派10个人在休息室里值班。

主席团里有我和俄罗斯总理维克多&iddot;切尔诺梅尔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