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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2页）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过去的议会是聪明的、体面的和非常民主的各国议会优秀家庭中的一个畸形儿。

然而并非完全如此。

&ot;国会议员&ot;、&ot;议员&ot;、&ot;参议员&ot;词语，在世界各种语言的解释中不完全是这种光彩的荣耀。

只要回忆马克&iddot;吐温的一些作品，就会明白，西方人常常把这种职位与贪污腐败、官方的无所事事、妄自尊大和无聊的傲慢联想在一起。

一句话，议会的工作有时也伴随着闹剧和丑闻，对此是无须争辩的。

戈尔巴乔夫所发明的代表大会，已经是另一回事情。

代表大会甚至不是议会，不可能具有其固有的一切特点。

改革所创建的代表大会本应当反映苏维埃社会的结构，即共产党、工会、运动员和集邮者、创作协会等等，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而主要的是，在选举时，除了过去的&ot;领导&ot;，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再无人可选，人们自然会投他们的票。

我们的国家当然很大，1500人毕竟已经不是议会、不是参议院，而是某种市民大会。

这里谁的声音大听谁的，心平气和地说话没用，因为大环境的规律、与一大群人（这里指与一大群人民代表）交流的心理因素开始起作用。

即使不是叶利钦，换一个总统也不得不提高嗓门。

当议会有1500人时，就会产生出大量的派别（而且这些派别都招募到自己的拥护者）和大量的有独立见解的议员……这是一个残酷的政治斗争场所和野心较量场所。

这首先是麦克风旁的大喊大叫，歇斯底里的发作和激奋的情绪。

每个人都想提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有民族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也有对外政策方面的。

这有时与议事日程毫无关系，只不过是某个议员心里痛苦已久，于是独自发言反对大家。

……在1992年12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需要解决俄罗斯政府的领导人问题，我应当提出候选人，但斗争非常激烈。

因此，除了在会议做工作外，还要同各党派代表，个别的议员和行政机关的领导进行会晤，座谈。

也就是说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花费了大量精力。

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即作劝说工作。

为了不扼杀俄罗斯的改革，为了让盖达尔及其改革派班子留下工作，为了俄罗斯政府今后能够正常地工作，代表们在恳求和做说服工作。

大家期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新宪法草案，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事情完全转向了另一面，开始讨论修改还在生效的旧宪法。

表面上看，这一步骤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我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我们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确定了主权的概念和私有制，确立了总统的职位等等。

我们先搞了经济改革，把政治改革放后一步。

但是，从法律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动摇宪法的过程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它有某种必然的极限。

过多的修改，到最后只能是没有约束力。

修改开始相互矛盾，没有任何逻辑性，谁也弄不明白什么，那么就出现一个立法的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