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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第1页）

提出这种议论的人，有的是地主阶级出身的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经过科举考试，有了功名，做过小官，但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ldo;西学&rdo;的影响，或者还参与过工商业活动；有的是在上海、香港学过外国语，和外国人有较多接触，甚至充当过买办商人，并因此而为洋务派官僚所任用。

他们认为，像洋务派那样学习西方是不够的，由封建官僚来办洋务也是不行的。

他们开始用&ldo;变法&rdo;来做自己的旗帜，把自己同洋务派区别开来。

他们的主张，最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容许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郑观应在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易言》一书，主张开矿、办工厂等，但究竟是官办还是民办，还不明确；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又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主张既要讲求武备，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ot;兵战&ot;，更要振兴民族工商业，同外国进行&ot;商战&ot;。

他还说：&ot;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

令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ot;1。

陈虬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所著《经世博议》说：&ot;保险、信局、铁路、矿务、织布等局，官方所未及办者，可准华商包办，许其专利若干年。

&ot;2他们中有人明确地反对官督商办。

汤震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所著《危言》说：&ot;西人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

今乃混官商而一之。

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ot;3。

第二，他们主张效法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设立&ldo;议会&rdo;。

他们所设想的&ldo;议会&rdo;，可以拿光绪十九年（1893年）陈炽所著《庸书》中的说法来代表。

他说：&ot;各府州县则仿外洋议院之制，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二人，一正一副，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

每任二年，期满再举，邑中有大政疑狱则聚众咨之。

&ot;4他主张，从地方到中央逐级都实行这种&ot;议院&ot;制度，不必担心这样的制度会有害于&ot;国家&ot;。

他说：&ot;今通邑大都，多有绅商董事，有事秉公理处；争讼日稀，惟力薄权轻，无由上达耳。

未闻绅董之害政，而疑于议院之抗官乎？&ot;1这虽然可以说是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但并不真是要以资产阶级制度来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而不过是在原有的封建统治制度下，为&ot;绅商董事&ot;，即企图使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官僚，争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较多的权力。

这种变法主张虽然比较明确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洋务派，但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从封建阶级中分化来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所以只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