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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章（第1页）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处于自发阶段的、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称为&ldo;野蛮的排外&rdo;，例如，陈天华的很有影响的宣传小册子《警世钟》中说：&ldo;野蛮排外的办法，全没有规矩宗旨，忽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尽了。

&rdo;陈天华主张向西方学习，&ldo;学习外人的长处&rdo;，但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也并不排斥必要时的战争，他说：&ldo;在两军阵前，有进无退，巴不得把他杀尽。

洋兵以外的洋人，一概不伤他。

洋兵若是降了擒了，也不杀害。

&rdo;1陈天华称自己的主张为&ldo;文明排外&rdo;，这虽然不是个准确的概念，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想把反帝国主义斗争提到较高的水平上。

当时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卖国的清朝政府手里，革命派认为，首先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清朝统治，不要采取&ldo;野蛮排外&rdo;的手段，是有理由的。

立宪派资产阶级对这问题抱另一种态度。

严复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撰文说，当年发生的南昌教案和前一年发生的廉州教案，虽然有外国教士被杀，教会房屋被毁，但因官方事先&ot;保护甚力&ot;，事后处理得当，没有酿成大乱，由此他看出了&ot;黑暗中渐露光明之意&ot;。

他承认这些教案的发生，&ot;教中人皆有激变自取之道&ot;，但仍认为主要是&ot;吾国小民之失教而愚顽&ot;。

因此，他要求&ot;今日聚众昌言爱国之演说家&ot;，&ot;且置文明排外之谈，而亟图教育之普及，则吾国庶有豸乎&ot;1。

在严复看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所谓&ot;文明排外&ot;也是谈不得的。

就全国来说，1907年以后，单纯的打击外国人的教会的斗争是大大减少了。

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ot;新政&ot;。

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

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

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饥饿的农民聚众抗租抗赋，抗纳漕粮，向地主大户抢米，以至进城抢米的风潮，连年不断地在许多地方发生。

这是最显著地表明，群众的生活已陷于绝境，不得不为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斗争。

例如宣统元年（1909年），杭嘉湖地区农民因灾荒要求免征漕粮，官方拒绝，因而引起了群众的暴动。

浙江巡抚奏报十一月间乌程、归安二县（今吴兴县）和德清、桐乡等县的情形说：农民们&ot;胆敢鸣锣聚众抗漕，入城毁仓闹署，焚船夺械，拒伤官兵，实属形同倡乱&ot;2。

宣统二年（1910年），在湖北、安徽、江苏、奉天等省的许多地方发生抢米抗漕暴动，风潮闹得最大的是湖南长沙。

湖南各地在宣统元年已闹灾荒，洞庭湖滨各县水灾尤其严重，当时人描写说：&ldo;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于比比皆是&rdo;。

湖南的粮食本来还运销外省，这时，湖南巡抚岑春蓂不顾灾荒缺粮的情况，接受了英、美、日本商人的贿赂，允许他们继续运粮出省，还和在长沙的一些洋行订立了经北京外务部批准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