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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9章（第1页）

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重庆军政府。

当时在四川也象其他有些省一样，群雄蜂起，同时并列着许多都督，但在省城外最重要的是重庆的军政府。

成都方面用军事威胁和政治谈判终于使重庆方面让步。

1912年3月，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都督张培爵到成都取得了个副都督的名义，副都督夏之时卸任出洋。

于是四川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后终于统一到了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军人尹昌衡的手里。

不久后，尹昌衡为另一军人胡景伊所排挤，那是实力派互斗，同辛亥革命无关了。

在最早换旗号的湖北和湖南这两个省份中，革命派的起义胜利后，立宪派都被邀参加政权，这个事实大大地鼓舞了各省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他们本来以为，向清朝朝廷请愿、要求，是进入政权的方便道路，现在他们发现，在新的形势下，完全可以利用革命而进入政权。

有个历史学家在评论辛亥革命时写道：&ldo;还有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就是各省的响应独立，虽由革命党人运动发难，而各省谘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动作。

除了他们的言论指导者梁启超，尚在海外发&lso;虚君共和制&rso;的议论以外，国内立宪派的人物，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闿），或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的。

&rdo;1现象确是如此，但只说出这种现象，并没有表明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真正作用。

中国的地主阶级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中，他们不但积累了许多镇压农民革命的经验，也积累了许多篡夺农民革命果实的经验。

资产阶级立宪派同地主阶级联系密切，他们很多人是从地主阶级脱胎而来的，他们继承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经验，并且把这些经验和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

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一方面他们又不是那种&ldo;初出茅庐&rdo;的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很容易得到一切旧社会势力的信任。

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而成为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

在上一节所说的湖南和贵州，立宪派充当杀戮革命派的刽子手；在这一节所说的云南、浙江、四川，立宪派抢先使革命的果实落到自己手里，甚至抢先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但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毕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

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用立宪派来欺骗革命派，并且利用他们的手来攫取革命的果实。

看到革命浪潮汹涌难挡，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就后退一步，让资产阶级立宪派暂时站到第一线去起抵制革命的作用。

某些拿到了一省政权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虽然野心很大，但他们的政权并不能较久地保持，就因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革命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他们卷土重来，需要更强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权也就被他们抛开了。

云南的蔡锷虽然有军权，但也免不了这种命运，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就更不用说了。

四川的情形最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开始是因为同封建统治势力有利害冲突而想利用群众的力量，但他们所唤起来的群众运动却使他们吓破了胆。

他们被封建统治势力利用来作为结束革命的工具。

他们所主持的政权只能是短促的、过渡性的，过渡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反动的、合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需要的军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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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册，页432。

1陈恒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电稿摘述》。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71。

1新加坡《国民日报》，《记云南张君文光死事》。

转引自《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页126。

1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