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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2页）

这些目击者看事物的角度并非都相同。

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经常碰到朝廷礼仪问题。

他们坚持不提使团所遇到的艰辛；他们珍惜英中关系的前途--也不忘他们自己的前途。

总而言之，他们同传教士一样要考虑自己受到的束缚与限制。

这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时用尽了歌颂赞美之词，从而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让中国往欧洲派传教士呢？丁维提和巴罗不受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受到的约束。

由于经常来往于圆明园和北京之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观察普通老百姓。

他们和安德逊或霍姆斯一样，但他们能像演配角的人那么超脱，所以他们的头脑要比前两人清醒得多。

中国是一个讲究用词和姿态的帝国；用赞美颂扬之词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同意进入中国体制，这就等于作一次精神叩头。

斯当东常常作精神叩头。

为了保住面子；这种精神叩头应该看作是逢场作戏。

他的同伴则拒绝这样做：于是，他们看到了现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间的差别，甚至忘了对中国人说来，想象的中国也就是现实的中国。

第二十六章　已变成中国人的欧洲人

（1793年8月27日-29日）

马戛尔尼在北京住所接见了早就要求拜访的情报员：&ot;传教士们穿的是当地衣服，讲的是中文。

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本地人没有什么区别。

&ot;

奇怪的是，梁栋材神父一直不露面，而另一名法国人却很快成了马戛尔尼的常客，他就是罗广祥神父。

使团搬来后第二天他就来了。

马戛尔尼写道：&ot;他告诉我他获准为我们效劳，并且每天来听取我的吩咐。

&39;&ot;

大家松了一口气。

索德超的令人不安的阴影消失了：他已经上路去热河了。

克雷芒十四世屈服于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压力，在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

在华的耶稣会士便由遣使会士接替，而罗广祥神父就是这些遣使会士的头。

他是1785年4月作为&ot;数学家&ot;来到中国的。

和他同来的还有两名会友--一名&ot;画家&ot;和一名&ot;钟表匠&ot;。

马戛尔尼十分赞赏这位脸色红润、肥胖、健谈的神父。

他非常了解他已与之融为一体的中国实情。

他在给他姊姊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ot;我领导一共有73人的传教会。

每天我要讲4种语言：法语、拉丁语、汉语、满语。

我要回许多信。

我要讲授教理，听忏悔，做其他圣事，而且有时还要去拜访要人。

&ot;1795年见过罗广祥神父的荷兰大使蒂津是这么描述他的：&ot;他本身就是健康的象征。

中国衣裳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适。

他讲中文十分流畅，而且优美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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