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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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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宝鉴&rdo;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发黄，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新的。

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倒进墨水瓶里。

他确信，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就退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无论是调查报告，还是提纲，我过去都没写过。

我搞过宣传，坐过牢，在集会上做过演讲，打过枪，可是写报告……尽管在我面前摆着克贝尔和卡尔塔绍夫的报告样本，我仍然是提心吊胆地去迎接这种陌生的工作。

&ldo;兹向您报告……&rdo;头一句话似乎还行，往下就越写越糟。

我被那些烦人的&ldo;这方面&rdo;&ldo;那方面&rdo;&ldo;上述&rdo;&ldo;下述&rdo;之类的用语弄昏了头脑。

我一连撕了好几张纸，而调查报告仍没写出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我连早饭还没有吃，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

正在倍尝创作之苦时，接到了雷恰洛夫的电话，他要我两点钟去见他。

这表明，不是在两点半，也不是在三点，要在两点整，准时去见他。

有时，我觉得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反驳那句谚语：俄国人的每一个小时都要长一些。

在他的概念里，这一个小时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毫无差别，也同样由六十分钟组成。

一般来说，绰号总是暗示着一个人的某种不寻常的特征。

雷恰洛夫以绰号&ldo;帐房先生&rdo;而出名，这是指他过分认真、守时和严于律己。

我们是在一九○四年认识的。

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

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

我参加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被控告有罪，有可能被处以绞刑。

但是我很走运。

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

总而言之，我只被判处流放。

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

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当然，他指望重判。

那是个胖子，患有多血症，家庭里正闹不合，上司对他又有成见。

而他又遭受到新的挫折……

&ldo;别难过，&rdo;我安慰他，&ldo;听说，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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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您是不会死的，&rdo;他忧伤地说，&ldo;年青又健康，面色白里透红。

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那里是省会，知识分子又多，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都清楚。

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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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把我留在&ldo;西伯利亚的彼得堡&rdo;，而是打发到萨马尔斯克村去了。

不过，我觉得那里的确是不坏。

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之后，当监号变成了从事秘密工作的住所时，流放就变成了休息。

我住在阿尔秋欣的父亲家里，帕尔芬季&iddot;萨佐诺维奇是位严肃而认真的男子汉。

老阿尔秋欣开着一家手工作坊，他同儿子们和女婿们一起生产省里最好的车轮钢箍，以厚实耐用著称的雪橇滑铁和　轭‐‐这些东西被称为&ldo;阿尔秋欣牌&rdo;产品。

我也在这间作坊里干过活，那正是雷恰洛夫同新的流放伙伴一起来到萨马尔斯克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