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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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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月中央全会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虚假性引起了普遍怀疑。

被告大都是党内正直忠诚和成绩卓著的实干家。

他们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即使受到极大的屈辱和侮辱，也没有想到对抗党的意志，而是按照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党的敌人，以求赢得党的信任。

可是，他们要对党忠诚，就要违心地侮蔑自己为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而且让党把自己作为敌人消灭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正是带着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利夫希茨在临刑前大声喊出了心中的话：&ldo;为什么？！

&rdo;他充满血泪的临终之言代表了被告共同的心声，在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中引起了议论。

中央委员、基辅军区司令亚基尔听到这一情况后私下说，他无法弄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诽谤和诬陷。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召开时，人们一般思想状况就是这样。

受到这种情绪的驱使，一些高级党政干部打算利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形式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做一次停止恐怖政策的努力。

当然，他们准备这样做的时候，不会不想到可能的后果。

但是情不自禁，势在必发。

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对派，出身和经历即使按当时的看法也无可指责。

他们预感到会受到冷遇、歧视甚至打击，但何曾想到日后竟因忠贞之言被赶出政治舞台直至肉体消灭。

另一方是领导和控制中央全会的斯大林及其亲信。

他们准备通过中央全会把清洗推向深入。

他们当然不希望有人在会上提出相反的或不同的意见。

但他们对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并不担心。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全会当作讨论和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地方，而是把它看作宣读他们的决定和下达相应指示的场所。

中央委员算得了什么？可以让他们坐在会议厅里听报告、议论和发言，也可以不让他们这样做，甚至可以将他们逮捕。

以前，甚至1934年和1935年还不敢如此轻慢中央委员会，现在则可以了。

如果不召集他，他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决定权的软弱无力的单个的人。

正式的报告人是叶若夫、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

从形式上看，他们报告不同的题目，叶若夫报告国家安全问题，日丹诺夫报告党的问题，莫洛托夫报告经济问题，斯大林报告政治问题。

实际上，所有报告的中心都围绕着他们当时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清洗的问题。

这4个报告中，只有斯大林的报告见诸报刊。

在会上，首先发表不同意见并向内务部发难的是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二书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蒂舍夫。

他和一些中央委员相约提出反对逮捕和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见，尽量阻止恐怖政策的实施。

当然，他之所以首先登台发言不仅是由于他的温和派立场，而且是由于他在会前受到了攻击。

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波斯蒂舍夫是一位正直、忠诚和有魄力的共产党领导人。

1926年，他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州委书记。

在强制集体化期间，有人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告状，说他放慢了集体化速度并且对富农仁慈。

奥尔忠尼启则奉命下去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别的州集体化的事情也像这里一样，那就不会出现过火冒进现象，也就不必写关于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了。

30年代曾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卡尔洛&iddot;希塔伊奈尔在其所著《劫后余生‐‐古拉格归来》一书中回忆说，波斯蒂舍夫担任乌克兰党的书记也是斯大林的意见，正是合作化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波斯蒂舍夫是位十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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