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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墨子用天志、明鬼的形式为自己的政治学说，社会理想增添了一种神格的威慑力量。

墨家以巨子为首，以墨者之法为规范，有严格纪律的形式类似于宗教组织。

墨子的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原则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形式对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影响很大。

王明在《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演变》一文中指出：&ldo;墨学演变为原始道教经典中一部分社会政治思想，它的内容比较丰富和深刻起来。

就它思想的继承性说，它是墨学的流变&rdo;。

《太平经》作为道教的基本经典，其教义虽多有荒诞无稽之处，然而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宣传的是一种克己利人，济世救世，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

这种太平世界是和墨子兼爱交利，非攻助人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这对生活在艰难困境中的小生产者劳动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

由于《太平经》的教义有宗教组织形式相配合，能利用传教、授徒的方式，使教义深入到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和心理深层。

汉末的黄巾起义，正是利用《太平经》和道教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团结了起义的农民。

墨子关于勤俭艰苦，自食其力的墨者之规也被纳入原始道教的基本教规，是道教信徒所必须遵守的。

教规的严厉，教徒的吃苦精神，使起义农民能保持廉洁的作风和奋斗向前的精神，这亦是农民起义能持久下去并保持旺盛战斗力的一个支柱。

由于教规是一种在自觉自愿基础之上的强制性手段，所以它能起到团结队伍，稳定军心，激励献身的巨大作用。

原始道教是下层小生产者的一种自发的民间宗教形式，后来被统治者所利用，用老庄的超脱尘世的虚无主义掩饰了墨家济世救人的原旨，用个人奢侈享受的放纵代替了墨子勤俭吃苦的自律，从而一度蜕变成为贵族宗教。

道士腐败，宋徽宗曾自称&ldo;教主道君皇帝&rdo;，大建道观。

&ldo;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每一宫观，给田亦不下数千顷，皆外蓄妻子，置姬腾，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rdo;。

后来金、元时期北方新道教（包括全真、太一、真大道三派）的复兴，其矛头就是针对道士违背墨子思想原旨而腐败堕落的状况。

王恽曾在《奉圣州永昌观碑》中指出，道教&ldo;徇末以遗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葬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rdo;。

他中肯地道出了新道教复兴的原因。

复兴的主旨就是复兴墨子的基本思想：自食其力，苦己利人，救世利天下。

这里摘录数条记载以说明：

真大道者，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于移于己……辄草衣木食……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嘶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皆能力耕作，治庐舍……。

……真大道教内有自己严厉的教规和私设的刑法，&ldo;听狱讼，设刑威，苦有习然&rdo;，&ldo;有桎梏鞭笞之具&rdo;。

这点和墨家内部巨子执墨者之法，惩治墨者，不受国家法律，皇帝旨意限制的情况十分类似。

北祖全真，其学首以耐苦劳，力耕作，故凡居处饮食，非其所自为不敢享，蓬垢疏粝……人所不堪者能安之。

吾全真家……独于周急继困，解衣辍食，恒苦不及也……故其憔翠寒饿，痛自黥劓，若枯寂头陀然。

这些都可以看出新道教的兴起，是从腐败的贵族化向俭苦的平民化的回归。

下层小生产劳动者重新在新道教中找到了和自己生活方式相合拍的东西，得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慰藉，因而新道教能吸引大批小生产劳动者作为自己的信徒。

严格的教义、教规又使这些原来分散的小生产劳动者变成信念一致，意志坚定的信徒，从而使道教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

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元末的农民大起义作了思想、舆论和组织的准备。

清末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两者在思想和组织上都有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

前者引进了西方的基督教，却能在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吸引了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投身进去。

后者假借民间各种粗俗的宗教迷信组织，使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成了狂热的信徒和战士。

这其中的缘由正在于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战斗口号，所强调的原则、精神，所采取的组织形式都适应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需要和心理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