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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与此同时，美国独立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weathersby）专门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数月，又复印了数百页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

这批文件的俄文复印件存放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

威瑟斯比还将收集到的部分档案（约130余件）译成英文，陆续发表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该中心编辑的《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公报》上。

[8]此外，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巴加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等人也收集了不少朝鲜战争档案，并通过他们的论文或专著披露出来。

[9]

目前在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中使用的俄国档案还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根据该馆收藏的文献编写的《朝鲜战争前夕及初期（1949年1月至1950年10月）主要事件年表》，[10]该文件是由档案文献摘录、缩写或编辑而成，对於战争期间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价值不言自明；其二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影印的一本俄国档案专集，内容全部是关於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报告、函电及相关文件（100多件），对於了解战争期间的中朝方面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针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也许是机缘巧合，笔者在90年代初弃商求学，回到北京从事苏联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国档案解密和开放──这确是繁荣史学和推进研究的大好时机。

作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独立学者，十余年来，笔者利用以前的经商所得，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和整理了近15，000余件俄国档案，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建立了课题组，将其中8，000多件翻译、编辑成册，於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册档案专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但是，由於朝鲜战争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极为敏感的研究题目，所以，尽管该档案专集是内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仍禁止收入任何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文件。

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对这批材料情有独锺，因而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校对和编辑，只希望有一天这些珍贵的史料能为众多以中文为主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学者所利用。

1996年，笔者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将当时收集到有关俄国档案（约270余件）翻译和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

後来又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释，发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

然而，由於上述出版物发行量极其有限，能够看到这些档案文献的不过百十人而已。

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笔者收集和整理出来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有700余件，大大超过了目前散见於国外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韩文档案文件。

[11]所以，笔者很想出版一套有关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专集。

2002年夏天，笔者应台湾陆委会及中央研究院邀请，在台北进行了两个月的学术访问。

期间，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任所长陈永发先生谈起此事，不想一拍即合。

近代史研究所决定正式出版这套文件集，而且就在朝鲜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之际。

为了便於读者利用档案文献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一、收入本文献集的档案，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p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pФ）、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pЦxnДhn）、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xcД）、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opФ）。

经过整理，将这些档案中554件定为主文件，其余100多件作为附件从属於主文件。

除极个别文件因无法找到俄文原件而译自英译本外，几乎全部都译自俄国原始档案。

附录中列有关於上述档案馆的简要介绍。

二、就其形式而言，这些档案大多是苏联、中国、朝鲜三方领导人及相应机构之间的往来电文、会谈纪录，苏共和苏联政府从中央到各主管部门的会议纪录、决议草案、请示报告及情况通报，苏联驻中国和朝鲜使馆与国内相关部门往来的电报、信函等等。

除对档案本身进行翻译外，对於收件人在文件上所做的手写批语，凡能辨认清楚的，均在注释中做了介绍和说明。

三、档案整理的原则是：首先尽量确定文件的作者、发件人、收件人以及文件形成或收发的时间，然後根据文件的内容及上述要件明确相关文件之间的关系，最後按照文件形成或发出的时间排列档案顺序。

为便於读者理解文件的内容，对主要人物、事件和专门用语进行了注释，编写了〈人物简介〉和〈朝鲜战争大事年表〉，并对整理和翻译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做了必要的技术性说明。

四、本档案文献集有两组编号，一是冠於档案名前的顺序编号，以标明各文件之间的时间关系；一是文件右上角的编号（sd），是按照原始档案复印件收集的时间前後排列的，与文件内容无关。

文件的标题为笔者所加，有些档案原件未标明时间或作者，只能根据其内容或字迹做出判断。

有少数文件原作者在起草时加有注释或说明，在文献集中，依原文的表示方式，以随文方括号加以标示或在注释中标明。

五、关於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凡能够查找到的，均以原文附在文件最後；有些文件的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在收集文件时便缺失，限於条件，目前尚无法一一标出。

为便於研究者核对原文，笔者已将所有这些档案的俄文原件复制，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五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有意者可按照档案编号（sd）进行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