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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2页）

事实也确实如此。

&ot;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ot;（《崇陵传信录》）。

据说，光绪帝得知慈禧要颁下如此的诏书，竟然惊得瞠目结舌。

宣诏时，光绪帝&ot;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ot;（《清廷戊戌朝变记》）。

二

从上谕看，慈禧给翁同龢罗列的必须开缺回籍罪责有两个：

1?&ot;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ot;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最近一个时期做事难服众论，同僚中已经有人多次参奏。

2?在召对时，&ot;喜怒见于词色&ot;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在召见时，不够恭谨，喜怒情绪见于召对时的言辞与面色中。

康有为

梁启超

如果说两条罪责中，&ot;众论不服&ot;是工作的失误，那么&ot;喜怒见于词色&ot;充其量也只能归属于工作态度，将其作为开缺回籍的理由太过牵强，大有&ot;欲加之罪，何患无辞&ot;的味道，显然这一条是为了配合&ot;众论不服&ot;，避免孤证，使其更有说服力罢了。

那么，&ot;众论不服&ot;究竟指的是什么，以致惹怒慈禧，使她断然做出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决定。

翁同龢思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导致&ot;众论不服&ot;，从而使慈禧与自己过不去，那就是他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使慈禧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失败之惨、屈辱之甚，极大地震动了国人，也极大地刺激了光绪帝，对风雨飘摇中的江山社稷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日渐成熟的他，痛苦可想而知！

正当光绪帝为挽救清王朝危亡希图有所作为的时候，恰逢康有为写成《上清帝书》并联合十八省在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

一时间要求维新变法的倡议和行动风起云涌。

光绪二十年（1894）是会考年，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适逢甲午惨败，《马关条约》这一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点石斋画报》之&ot;公车上书&ot;

传到北京。

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

康有为等人联合十八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

这就是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

光绪帝得到了这一信息之后，似乎看到了自强维新的希望，他&ot;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ot;（《清廷戊戌朝变记》）。

朝野上下人人知道，虽然光绪帝亲政久矣，然而慈禧一刻也没有放弃在大政方针上的幕后操作。

光绪帝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在政权中进行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

据说，一向慑于慈禧积威的光绪帝，竟然对庆亲王奕劻发出了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句牢骚：如果还不给我办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此亡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