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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第1页）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达香港的。

到香港不到几天，就在跑马地的走道上碰见汉年。

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总是戴着礼帽走路。

但是，汉年却从不戴帽子。

有一次，我对他说：&ldo;你不戴帽子，特务一下就会把你认出来。

&rdo;他却说：&ldo;香港同上海的习惯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

你戴帽子，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只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没有什么事情。

&rdo;短短几句话，使我觉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随机应变的。

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

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乎达到使人&ldo;拍案惊奇&rdo;的程度。

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

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

这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ldo;三查三整&rdo;。

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ldo;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rdo;。

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是&ldo;西装革履&rdo;，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ldo;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rdo;。

据我所知，汉年是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的。

刘邓大军在1947年6月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使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不能不发生难以形容的震动。

敏感的香港社会，当然震动得更加厉害。

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沈钧儒等在港召开会议，决定重建&ldo;民盟&rdo;的领导机关，并恢复活动（因为&ldo;民盟&rdo;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在蒋介石的压力之下，已经涣散）。

同月，国民党的民主派李济深等也在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ldo;民革&rdo;）。

它们都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不久，我党发布&ldo;五一口号&rdo;，号召&ldo;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rdo;。

这个口号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

显然应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而党的工作和汉年同志的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从1948年秋起，在港的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有计划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

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既要得到各位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又要保证他们在离港时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

据我的记忆，主要负责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系的是汉年和方方两同志（记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经到广东内地搞武装斗争了）。

章汉夫和连贯两同志为了陪送几位老先生，先后北上了。

留港的同志，人手越来越少，工作更加紧张。

在这里，汉年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1949年4月间，大军胜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香港。

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