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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越是离奇，他们就越加注意。

对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任何东西他都不会视为当然，这就使得他不会只注意少数选出的事例，而是面向每件事物。

在有关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往往忽视许多行为的整个领域。

他们总是过于视为理所当然，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都不进行研究。

然而，正是这类习惯或公认说法大面积地投射在该民族的银幕上，影响该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远超过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这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相应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

当他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视为最恶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视为最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将如何行动、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必须大力进行观察并注意细节，这些，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常常是不大注意的。

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乃是最关键的，并且也知道如何进行挖掘。

这种方法值得运用于研究日本。

因为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

不论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奇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的。

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

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细节就越有用处。

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确信这样的前提，即：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

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

一个人类社会总必须为它自身的生活进行某种设计。

它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及评价方式表示赞可，那个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结论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结论。

无论有多大困难，他们都把这些结论熔成一体。

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

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

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动机。

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