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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值得注意的是，&ldo;中外会防局&rdo;制定的《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有：&ldo;复宁波以树声援&rdo;、&ldo;乘空虚以取苏州&rdo;、&ldo;会曾兵以攻南京&rdo;三条。

它若实行，外国侵略军不仅在上海和沿海地带，而是可以越苏州深入江浙内地。

这预示着将为拥有强大实力取得镇压太平天国&ldo;首功&rdo;的曾国藩所不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上海的&ldo;中外会防&rdo;已经开张妥当之后，买办官绅们才以&ldo;公呈&rdo;形式通过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薛焕向清廷中枢通报，这已是事后20余天的文章了。

这种先斩后奏，照例应为清廷所不容许。

但这时清廷却改变了态度：不是反对&ldo;借师&rdo;，也不指责&ldo;先斩后奏&rdo;欺瞒君上，而是俯从上海买办官绅的意愿和所作所为，赞许他们&ldo;自系确有见地&rdo;说：&ldo;即着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剋日办理。

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

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

&rdo;很显然，&ldo;借师助剿&rdo;俨然成为清王朝的国策了。

&ldo;朕必不为遥制&rdo;一语，是给上海买办官绅的特权，即不必有所顾忌地自行其是。

&ldo;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rdo;，即慷慨出让大量权益的同义语，而这，正是对1860年上海买办官绅所提出的：&ldo;如果借其兵力转危为安，我国图报，唯力是视&rdo;的确认。

为了取信于洋人，不是&ldo;事后酬谢&rdo;，而是马上于1862年2月15日即批准&ldo;暂开豆禁&rdo;，任洋船夺取沿海运输大利。

接着还在宗教政策上大大让步，&ldo;保护传教人&rdo;，为外国侵略者的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敞开大门。

&ldo;中外会防&rdo;的中方主力，当然是曾国藩。

观于&ldo;会曾兵以攻南京&rdo;一语，可以得知。

但最迫切的不是会攻南京，而是如何保上海。

上海官绅固然大力赴皖乞师，清廷中枢也&ldo;屡饬曾国藩&rdo;遣军援沪。

1861年11月下旬，沪、皖间已经谈妥由曾派兵来沪之约，&ldo;中外会防&rdo;时曾兵应该到沪。

可见曾国藩已充当&ldo;上海中外会防&rdo;的要角。

他直截了当地表态：&ldo;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遵而共守之。

&rdo;并致书吴煦说：&ldo;一切由各绅经理，亦须中丞（指薛焕‐‐引者）与阁下从中主持，鄙人与闻斯议，断不敢置身局外。

得则与诸君同享其利，失则愿鄙人独执其咎。

&rdo;授权于上海官绅&ldo;主持&rdo;&ldo;借师助剿&rdo;事宜，不要有任何顾虑大胆地干去，&ldo;失则鄙人浊执其咎&rdo;，放心好了。

正规地说，曾国藩涉足洋务是1861年下半年与沪上买办官绅谈判&ldo;借师助剿&rdo;并参与&ldo;中外会防&rdo;开其端。

也就在这年秋天，他第一个在安庆办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械弹药和试造小火轮。

曾国藩参与上海中外会防，当然不可亲临其境，而是派得力亲信李鸿章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