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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2页）

他可以用毛笔指点一些什么，却绝不允许让毛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

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ldo;王敬轩&rdo;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

他们洞悉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信心十足，忙着干许多更重要的事。

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缠日久，对于他们自己也在用的毛笔，更不作任何攻难。

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写毛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

他们有旧学根基，都能写;但当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们的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

陈独秀和胡适的毛笔字都写得一般，鲁迅、郭沫若、茅盾写得较好，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身书法家的行列。

对他们来说，毛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强悍的工具形态。

&ldo;文房四宝&rdo;，已完全维系不住他们的人格构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现了负面。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

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

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

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

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

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

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陈独秀够激进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时，却首先批评了这位青年书法家的字：&ldo;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

&rdo;对这句话，沈尹默刻骨铭心。

沈尹默后来也写写白话诗，但主要精力却投注在书法上，终身不懈。

成了中国现代毛笔文化的一个重要孑遗。

周作人不失为五四前期头脑特别清醒的斗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纪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题，提出&ldo;人的文学&rdo;的口号，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显地高人一筹。

但他后来却深深地埋向毛笔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笔抄一些古书古文也怡然自得。

他抄书为文当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学观念在左右，但留给社会的整体形象，已成为一个毛笔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

他写于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买墨小记》，道尽了他所沈溺的那个天地，也展露了那个天地中的他。

文章写得很有韵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

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ldo;化学&rdo;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

……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

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当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道光年间的墨。

据说严格一点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

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赵之谦、范寅等人的著书之墨，&ldo;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

&rdo;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种人格情趣。

而这种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异又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