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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权利的游戏（第4页）

，当初之所以能走到一起，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托洛茨基。

现在，托洛茨基这个最大的威胁眼看就要被搞定了，“三驾马车”

内部的裂痕，也就开始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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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和党的领导权问题上。

列宁在晚年为了恢复被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

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国民经济，果断地推行了“新经济政策”

，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这个政策在当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引起了党内一些“左派”

人士的担忧，他们觉得这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

而斯大林呢？他一开始是支持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一段时间的，认为这是恢复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之举。

他还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理论——“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和建成”

的理论。

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为苏联在没有世界革命爆发的情况下，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迎合了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希望稳定和建设国家的愿望。

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老革命”

，思想上可能还停留在“世界革命”

的激情年代。

他们对新经济政策越来越不放心，觉得这会滋生资本主义势力，腐蚀党的纯洁性。

他们更倾向于尽快结束新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且重新举起“世界革命”

的大旗，积极支持和推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世界范围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巩固和保障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

这种观点，与托洛茨基之前一直倡导的“不断革命论”

和“世界革命”

理念，倒是不谋而合。

于是，曾经联手对付托洛茨基的盟友，现在因为政策路线的分歧，开始分道扬镳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合了党内一些同样对新经济政策不满、或者对斯大林个人权力日益膨胀感到担忧的人士（比如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一度同情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联盟，被称为“新反对派”

或者“列宁格勒反对派”

（因为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

1925年12月，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这次大会，成了“新反对派”

与斯大林领导的多数派公开摊牌的战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会上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理论是“民族狭隘主义”

，指责新经济政策正在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要求加强党内民主，限制总书记的权力。

但可惜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通过总书记职位牢牢掌控了党中央组织机器和大部分地方党组织的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