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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 巴黎烧了吗（第7页）

年轻的戴高乐，曾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用贝当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命名。

可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1940年，老师选择了投降，当了可耻的维希政府元首；学生则选择了反抗，成了“自由法国”

的领袖。

这对师生，被历史，无情地撕裂在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1945年夏天，纳粹德国覆灭后，被德国人裹挟到德国的贝当，自愿返回法国，接受审判。

这场审判，成为了全国的焦点。

整个法国，被迫再一次去面对维希政权那四年的所作所为：与纳粹合作、制定反犹太法律、把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以及投降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刻骨的民族耻辱。

对贝当的指控，是叛国罪。

法庭的判决，最终下来了：罪名成立，判处死刑。

这个判决，从法律上，为维希政权的罪恶，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此时，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已经是临时政府主席的戴高乐面前。

贝当的生死，现在就掌握在他的一支笔下。

他有权，赦免或减免他的刑罚。

杀，还是不杀？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

从情感上，贝当是他的恩师；从正义上，贝当的罪行难辞其咎，理应偿命。

最终，戴高乐做出了他的决定：将贝当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这个决定，不是出于妇人之仁，而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深思熟虑。

戴高乐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的法国，刚刚解放，还非常脆弱，社会上撕裂严重。

如果真的处死一个89岁高龄、曾经被誉为“国父”

的凡尔登英雄，那只会制造一个“烈士”

，在法国社会内部，引发新的、更深刻的分裂。

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民族和解，远比纯粹的复仇，要重要得多。

戴高乐的这一手，玩得非常高明。

他既通过维持法庭的有罪判决，扞卫了抵抗运动的合法性和国家的正义，完成了对历史的清算；又通过赦免贝当的死罪，避免了国家陷入更深的对立，为战后的和解与重建，铺平了道路。

在谈到自己这位堕落的恩师时，戴高乐曾留下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语，这可以看作是他对这段历史的最终裁决：

“贝当元帅的悲剧在于，他那份属于伟人的光荣，早在1925年就已经‘死去’了。

可悲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贝当的悲剧：他把一战英雄的无上荣光，永远地，埋葬在了二战的无尽耻辱之中。

对他的审判，是一次民族的集体疗伤；而对他的减刑，则是戴高乐作为战后法国的掌舵人，引领整个法兰西，走出分裂、迈向统一的，艰难而又关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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