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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你这学期的研究计划的初稿我看完了。
第一页第五行,文化适应这个笼统框架要删掉,不能作为你的理论支撑。
我要看到具体的理论对话点,不要宽泛的伞形术语。”
“结论段第三句的逻辑链条不成立。
你所引述的祛魅过程与之前的符号流动性证据断裂。
重写,或者彻底删除这个华而不实的理论标签。”
“请严格遵守该学者本人发表的英文文献署名字样。
这种音译错误是对学术身份的不尊重。”
“将亚文化群体仅仅按线上、线下粗分?忽略内部身份流动性、阶层渗透交叉?这分类会淹没关键细节。
你的方法章节至少需要细化四个维度。”
克里克特的像一把小刀切开泡沫板,李乐硬着头皮给才见了第二面的二导解释预设划分在现有文献中的先例,试图争辩。
“已有文献?”
克里克特笔尖停顿,终于抬眼直视他,“LSE不是让你复述文献的地方。
你要做的,是超越它们。
拿出你的理由,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里切开第一个切口?如果只是因为别人做过就心安理得,”
语气里每个字都带着金属的棱角,“那你研究的价值在哪里?”
“下周一下午三点之前,重写第五节给我,然后周二上午十点,带着你选定的三个具体理论家文献来办公室见我,不准迟到。”
“教授,今天星期五,两天时间.....”
“你以为我在和你谈条件?”
“呃,好吧。”
“还有,记住,去掉假期和睡觉的时间,你已经缺席了两个多月的学习周期,你还是从社会学跨过来人类学,一些理论基础非常欠缺,需要补课。”
“而且,以后每年你都会这样,希望你好自为之,我不确定四年之后,你能不能从我的手里拿到签名,即便是森内特那个老东西说情。”
李乐点点头,接过自己那篇已经满纸横线,引号,删除等红笔印迹的研究计划,一脑袋的问号出了门。
而接下来的日子,这些问号一个一个的变成了无奈的疲惫的省略号。
腐国读博实行双导师制,一位是主要导师,PrimarySupervisor,负责学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学术指导,教程占到75%的,另一位是副导师Co-Supervisor,负责提供额外的支持和指导,占到教程的25%。
不过到了李乐这里,森内特除了提一下方向性的概括,解答一些疑问,提供一些文献,其他的,几乎全都扔给了克里克特。
而克里克特,总是以“你缺席”
,“你少了研究,再浪费时间,你就要完了”
作为每次谈话的开头,让李乐从在LSE读博的第一个月开始,就过上了一年制硕士的生活。
一天24小时,除了十四个小时在图书馆,四个小时回到滑铁卢的公寓的读书码字,中间偶尔的讨论授教,硬生生把自己的睡觉时间压缩到了五个甚至是四个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