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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
一困惑,口吃便更厉害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
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
连看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
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
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
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
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然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
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
结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
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
去学校时,时常一身学生服。
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
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是“敢死队”
。
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
不过是嫌选购西装麻烦罢了。
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
每当接触这方面的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6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君之代》歌声起床。
看来那故弄玄虚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
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地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
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
地抖动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搁物架。
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得很晚,一觉睡到早上8点多钟。
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
甚至打开收音机作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
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是非醒不可。
不容你不醒。
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颤抖。
头三天,我都忍了。
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
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什么地方做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