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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第1页）

极端守旧派对办洋务的讥讽，有些话是说得很尖锐而符合事实的。

例如刘锡鸿于光绪元年（1875年）致书李鸿章，申述洋务派的练兵、理财、造船、制器均无实效，他说：&ot;迩来帑藏竭于上，民财殚于下，惟各省局卡官吏顿成豪富者甚多，则诸所作为无益实用可想。

将来恃以御敌，决必大误机宜，尔时图官得官，图利得利者多饱飏去矣。

&ot;1但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这是腐朽的封建政治下的必然现象。

极端守旧派认为洋务派是&ldo;用夷变夏&rdo;。

他们当中有人骂李鸿章、丁日昌是&ldo;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rdo;2。

又有人指斥李鸿章是&ldo;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rdo;3。

这种攻击，固然为许多顽固地企图一切照旧保持封建秩序的地主官僚赞赏，一切痛恨投降主义的人士听了也感到言之成埋。

但是投降主义并不是从修铁路、造轮船而来的，而是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派生物。

极端守旧派虽然用这点攻击洋务派，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投降主义者。

例如上面提到过的刘锡鸿，在他致李鸿章反对洋务的信中说：&ldo;今西夷远隔重洋，势不能跨越数万里并有华夏&rdo;，所以他以为&ldo;西洋之事当以和为主&rdo;，&ldo;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诚以信，袒怀相示&rdo;4。

这个反对洋枪、洋炮、洋船的人竟不反对用洋税务司，甚至主张&ldo;仿税务司而推广之，各省似不妨增设洋务司正副两员，以洋人之有才而能习正音（意谓能说中国话‐‐引者）者充当&rdo;。

他以为，一切中外交涉，交给这些担任&ldo;洋务司&rdo;的外国人去处理，这样，&ldo;中国贵官&rdo;就不必亲自去接待洋人，以至失去体统1。

他所要求的只是保留封建主义的&ldo;体统&rdo;，当然不可能在实质上反对投降主义。

极端守旧派还抓往了洋务派的唯武器论这个弱点，例如刘锡鸿说：&ldo;军民之心皆涣，虽有轮船火器，畴则驾而用之？&rdo;&ldo;士卒同仇，则制挺可挞坚甲利兵；士卒逃散，则干将莫邪亦成废铁，在人不在器也&rdo;2。

这些话固然好象很有道理，但是他们想用这个道理来证明，中国不应该使用新式枪炮，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应该出现铁路、轮船、机器、电报等新事物，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我们必须检查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反对洋务派的唯武器论。

通政使于凌辰说：&ldo;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与官争，不敢与民抗，其畏我人心，更甚于我之畏彼利器&rdo;3大理寺少卿王家壁说：&ldo;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rdo;4。

他们用&ldo;人心&rdo;和&ldo;民心&rdo;同洋务派所推崇的后膛枪和铁甲船对立起来，以为只要牢牢地保持&ldo;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rdo;，就能得&ldo;人心&rdo;5，装成好像是由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而得出了重视人民的力量的结论。

但是他们从维护反动的封建礼教的立场出发，决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所以他们的结论是&ldo;仁义忠信可通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rdo;1。

他们从反动的立场出发推崇鸦片战争时的三元里的斗争，并赞扬当时的人民群众的反教会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