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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之韩国篇韩非（第2页）

李斯指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

韩非想亲自向秦王表白，没能见到。

后来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用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

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

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着作。

在这些文章中，韩非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面对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总结了天子弱小而诸侯强大的历史教训，主张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在他的着作中，出现像“新圣”

“严天子”

“王资”

“帝王之资”

“兼天下”

之类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而他在《扬权》篇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统一的君主集权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以统一代替分裂，以集权代替割据。

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

（《内储说下》），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韩非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对于打击那些“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

（《孤愤》）的擅权重臣有进步作用，但他把君权绝对化并认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也加深了君臣的矛盾。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韩非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

（《五蠹》）。

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当今的实际出发，而一味地美古代先王，去效法古代，“非愚则诬”

（《显学》），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革，因而他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五蠹》）。

他认为，“上古竞于道，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五蠹》），在“当今争于气力”

的时代，决不能以宽之政，治急世之民”

（《五蠹》），只有实行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封建度并促成大统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潮流。

韩非的这种具有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是他主张实行法治的理论和思想武器。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

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