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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章（第1页）

这些年发生的教案有些是涉及英国的。

例如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台湾的台南的英国人设的教堂被群众捣毁，同年七月江苏的扬州也发生针对英国人的教会的暴动。

有个英国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内地发展教会势力创办了个&ot;中华内地会&ot;，扬州是中华内地会最初设立传教站的十一个城市中的一个。

这次教案发生时正值府考。

事先，全城贴出告白，称英国教士们为&ot;耶稣教强盗&ot;。

参与行动的群众不下万人，英国人认为这次群众暴动是地方绅士和生童们煽动起来的2。

两次事件发生后，英国人曾出动兵船到台湾和南京进行威胁，达到了勒索&ot;赔款&ot;和处分地方官员的目的。

这几年间的教案，使我们看到，在各地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包括豪绅和某些地方官员的支配下，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健康地发展起来的。

那些地方上的封建官绅之所以仇恨外国侵略势力，是为了维护本来由他们所独占的统治权力。

同治五年江西巡抚刘坤一说：&ldo;行教者（指外国传教士）每纵教民以干预公事，挟侮长官，甚至地方匪类，假冒招摇，而各教士辄出把持，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

&rdo;1这是说出了地方官绅痛恨教会势力的根本原因。

刘坤一还从维护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立场出发，认为外国人传教比通商害处更大。

他的看法是&ldo;通商不过耗我之物产精华，行教则足变我之人心风俗&rdo;2。

同治元年刊印的一本反天主教的小书中说：&ldo;天主教不许供君亲牌位，不许把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无君父者也。

&rdo;3在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尚在进行和余波未平的情势下，封建官绅引导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就其主观意图说，是包含着诱使群众离开反封建斗争而把锋芒转向外部的用意的。

封建官绅当然不可能正确地揭发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作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先锋所起的罪恶作用。

由于仅仅用维护封建的&ldo;人心风俗&rdo;不足以鼓动群众，他们还造作了种种奇谈怪论，例如说外国传教士有什么迷惑人心，使人忘记父母的&ldo;迷药&rdo;之类。

这些编造的故事虽然在当时条件下很能起煽动群众的作用，但显然妨碍群众得到正确的认识，并把群众的行动引入歧途。

外国传教士能够吸引到的信徒，在各地方居民中总是占少数。

教会除了从思想上蛊惑他们以外，还以他们的实际利益的保护人自居。

信教的群众中有不少是为了逃避封建势力的无穷压榨，例如入教后有权拒绝地方绅士以迎神、赛会、修庙等名义摊派款项的负担，这种权利得到教堂的保护，并为清朝政府所正式承认。

其实，人们在逃避了这方面的压榨后，又陷入了教堂的种种剥削。

还有些流氓无赖投入外国教会倚仗洋人势力为非作歹。

当地的官绅痛恨这一部分人托庇于洋人而摆脱自己的统治网，就竭力挑起不信教的人对他们的憎恨、敌意和仇杀。

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中也习惯地使用&ldo;民教仇杀&rdo;，&ldo;教民、团民仇杀&rdo;之类的用语，实际上是把信教的人当成了&ldo;化外之民&rdo;。

在反教的地方官绅的煽动下，不分皂白地迫害所谓&ldo;教民&rdo;，只是更把他们驱逐到洋人的保护伞下面去。

地方官绅既然只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反对洋教，所以在他们感到外国侵略势力反不了的时候，在他们看到容忍教堂势力并不会在根本上危害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再同曾接受他们煽动的群众一起继续斗争下去。

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年初），江西巡抚沈葆桢上报说：&ot;街谈巷议，咸谓官藉外国，威逼小民，人情汹汹&ot;1。

他派员到民间私访，据报，私访者遇到的不知姓名的人说：&ot;官府绅士总是依他（指洋人--引者），做官的止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多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