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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章（第2页）

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止做我们自己的事。

&ot;2这个议论可以代表当时已经看出不可能依靠官绅来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下层群众的愤慨情绪。

但是人民群众要完全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坏影响，正确地展开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还需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实践和学习的过程。

（二）洋务派对教案的态度和天津教案

前文（第十章第四节）曾说到，在封建官僚中洋务派和反对洋务的极端守旧派虽然在要不要引进洋枪、洋炮、机器工业等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同样都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

从这个立场出发，极端守旧派固然对洋教的传播痛心疾首，洋务派也认为洋教是极其有害的。

例如，洋务派的巨头李鸿章在同治六年（1867年）说：&ot;自天主教弛禁以来，各省多毁堂阻教之案，足见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也。

最可虑者，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教主与地方官相抗。

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类，尤藏异日之祸根。

&ot;1这种议论和守旧派是大体一致的。

但是，从洋务派的有些议论中，却可以看出，他们对教案的态度一开始就同极端守旧派有所不同。

极端守旧派一般都认为，因为国家没有办法制止外国人的传教活动和其他侵略活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纵容和利用群众的力量。

满洲贵族醇郡王奕訢在同治八年（1869年）发表的议论可以代表，他主张：&ot;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

夷酋向王大臣拄告，则以查办为词以缓之，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

若谓该酋以利诱民，使无斗志，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ot;2。

他以为这就是&ot;收民心以固根本&ot;的办法，其实是卑怯地企图利用群众力量来反对他们所痛恨的洋人。

洋务派则认为这种办法是很危险的，行不通的。

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的议论同他的弟兄奕訢不同，他说：&ot;传教一事，实无良法箝制。

若再过事迁就，教士教民，必将更事鸱张。

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

彼时事变既成，臣等无术羁縻，必至决裂。

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ot;1他们既害怕反教的活动招致外国侵略者的&ot;决裂&ot;，又担心&ot;民心&ot;煽动起来后引起的&ot;后患&ot;。

他们认为断不能同外国侵略者闹翻，所以虽然口头说，不能对外国人&ot;过事迁就&ot;，实际上每次处理教案都是完全顺从外国人的意志，而宁可镇压群众。

他们处理教案的办法常常遭到极端守旧派的攻击。

但是极端守旧派并不真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不真是敢于和能够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

那个愚蠢的贵族醇郡王不过是以为可以用&ot;财货&ot;来煽动群众，把群众推到反洋人的第一线上去，并以为&ot;王大臣&ot;们可以用封建官场中习用的推卸责任和拖延的办法来对付洋人。

他们被洋务派讥为&ot;不识时务&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