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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第1页）

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丁日昌刚一到天津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他的方针。

他说：&ldo;大约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rdo;。

又说：&ldo;彼英、俄等国，此时但恐中国官吏，无弹压百姓之威权，致异日彼族蹈聚歼之覆辙，是以汲汲然聚而合谋于我&rdo;1。

因此，他认为，封建统治者为求保存自己，就必须表现出他们还具有弹压百姓的充分权威。

丁日昌的这种态度也就是曾国藩的态度。

曾国藩这个农民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个标榜&ldo;自强&rdo;的洋务派的头子，的确是外国侵略者认为满意的工具。

封建官僚中反对办洋务的极端守旧派，在天津教案发生后进行了一阵鼓噪。

例如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天津的人民群众是因为保卫官员而杀掉洋人，&ldo;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rdo;；他还以为可以&ldo;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rdo;2。

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曾国藩，便以丁日昌为攻击对象。

例如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在奏折中说他在江南就被人称为&ldo;丁鬼奴&rdo;；其&ldo;抑民奉外，罗织株连，以求快洋人之意，自可想见&rdo;3。

当时发表这种议论的主要人物是皇族中的醇郡王奕訢，他非常愤慨地表示反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办法。

极端守旧派斥责洋务派在天津教案上丧权辱国，抑民奉外，一时形成了使洋务派官僚们抬不起头来的舆论。

但是极端守旧派官僚以为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能够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站在自己这一边，一举而把洋人势力赶走，这种议论，洋务派官僚也有理由认为只是非常胡涂的空谈罢了。

丁日昌说：&ldo;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倡百和，亦足荧听闻而挠大计。

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rdo;1他所讥讽的&ldo;清议&rdo;就是指极端守旧派的议论。

事实上，这些极端守旧派官员也只能揎拳持袖，空喊一阵，而让一切涉及洋人的事务由善于迎合洋人意志的洋务派官僚去处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按洋务派的方针镇压群众的反侵略运动，向外国侵略者表示自己还是值得他们来加以支持的政府，一方面又让极端守旧派发表些应当&ldo;爱护民力&rdo;的&ldo;清议&rdo;，以求在人民群众中造成这个皇朝是能够同人民群众一起去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幻想。

封建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同时施用这两手，的确是既恶毒而又狡猾的。

（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天津教案重刑镇压的先例虽然使地主阶级在反教斗争中退缩，却不能阻止下层群众的斗争的继续。

随着外国传教士到处横行霸道，在这以后十几年间，发生教案的地区比过去更广得多。

像在天津教案以前贵州的田兴恕那样公然煽动反对外国教会的地方官员，这时已经没有了。

各地大小官员，对外国传教士和任何外国人保护唯恐不周，对他们的欲求不敢有一点违逆。

各地的有声望的上层绅士一般地也都退出了反教的斗争，只敢在私下里吐露他们对&ldo;洋鬼子&rdo;、&ldo;洋教&rdo;、&ldo;吃洋教的人&rdo;的愤懑。

下层群众激于义愤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总是遭到官方的镇压。

在个别地方，仍然有些地主阶级分子利用这种群众斗争混水摸鱼，谋求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