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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嘉王来访（第2页）

所以，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但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

，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贼臣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

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

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

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

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

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

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

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

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

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

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

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