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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嘉王来访（第3页）

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

。

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

。

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

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

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

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

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导致的结果很严重。

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应该说：王安石发动变法来革除弊政这本身没有错误，毫无疑问出于好心，但错误就在于王安石把大宋当成了画纸，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上面泼墨作画，对反对派进行压制，听不得一丝一毫的负面声音。

变法最大的危害在于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

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

从此，大宋正儿八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

整个帝国官场完全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大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大宋的衰落不是因为王安石发动的变法的政策有多么“扰民”

，而是在于这场变法使大宋的国家统治高层整体上沦为一群政治流氓的天下，这为祸国殃民的人物进入朝堂铺平了道路。

折腾来折腾去，最终还是因为政治的彻底沦丧导致国家的衰落，即使宋朝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和庞大的军队，但后果堪忧，而且是非常的堪忧……”

赵頵见王木木停顿了，就询问道：“如此困境，如何化解?”

王木木苦笑：“很难化解，因为，其实大宋和辽人、西夏人的战争，从本质上不可能停止。

大致梳理一下大宋的整个对外战争史，简明来说可分为宋夏，宋辽战争史。

对于这二部绵延不断的战争史的本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无一例外都同属于游牧民族（夏辽）与农耕民族（宋）的战争。

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由来已久，其源头已不可考，但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较大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无疑应该从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农耕民族——汉族开始，这也是万里长城最终修建完成的时间和原因。

如若进一步细推，由于历史上秦朝政权历时太短，真正意义上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理应该由汉朝与突厥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算起。

能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大凡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无论战争的初起和最终胜败结局如何，从未真正逾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地理上的天然和人文分界线——长城。

这后面的原因折『射』出了这样一个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本质——这是历史上最典型的非对称战争。

首先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农耕民族代表的是日臻成熟完善的封建社会制度，游牧民族代表的仍是原始的奴隶社会。

其二，不同的社会制度折『射』出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生产力和生产生活资料占有率上巨大的反差——从历史上有关农耕民族和周边游牧民族边境商贸物资交易往来即可看出，长久以来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对外输出的都是茶叶，盐，丝绸，瓷器等为代表的绝对生活必需品和先进的生产生活技术和在当时无与伦比的思想文化，反之大量由外输入的仅仅是所谓的奇珍异宝，奇石异木等奢侈品。

用浅显通俗的语言来讲，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强大农耕民族从来无意卷入到如此这般既耗费人力物力心力，又无实质战争利益，败之惨烈，胜之无成就感的战事中来。

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不管取得怎样的胜利，可以说和平就是汉民族的全部诉求和最大回报。

只是对于全世界那些因资源匮乏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来说，发起战争和狼『性』的掠夺已是其生存发展壮大背水一战的不二选择。

再看一看一些海盗国家、殖民国家，一次又一次野蛮对文明的冲击和融合，全世界的历史都证明：他们也是这场最典型的非对称战争的最大赢家。”

王木木继续：“我这些话其实自己也知道很殊心，若在朝堂上如此放肆，早被凌迟处死了。

大厦岌岌，独木惴惴，小民力不从心、能力有限，就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吧。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补益。

所以，小民将竭尽所能，化已知为可用。